刘彦青

《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经典形象密切相关。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形象，一方面影响读者对《史记》文本的解读；另一方面因其特殊的产生情境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古代困厄文士的遭际与心境，从而使司马迁与《史记》成为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进而促进了《史记》的传播。

《太史公自序》建构司马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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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情感表露最先在《太史公自序》中出现，此时的司马迁已经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形象。金圣叹评《太史公自序》，“此篇于《史记》为序，于太史公，便是自己列传也。故其大旨，只须前两行已尽，后与壶遂两番往复毕，却又忽然叙事者，正是其列传体也。”司马迁追溯先人之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并自信地称：“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明确将自己与周公、孔子进行比拟，不仅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历史责任感，而且也充满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他设想《史记》的归宿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也类比了《春秋》篇末以“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终结的模式。此外，他如实记录了司马谈临终遗言：“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段文字又将这种责任感指向了当下。一是从《春秋》的结束“获麟”到司马谈的时代四百多年间没有系统的史书记载，史书出现了缺失；二是缺乏记录汉代大一统盛世局面以及“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可见，司马迁修史的责任感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既有源自家族的史官文化的影响，也有司马氏父子的文化自觉。

《报任安书》完成形象建构

有关“发愤著书”最直接的表述出现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从李陵之祸的遭际出发，类比联想到与自身遭际十分相似的西伯、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子，《诗》三百篇。司马迁基本阐述了“发愤著书”的基本内涵，即“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著书”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著述来抒发内心的郁结。此段文字复见于《报任安书》，显示其在司马迁心中的重要性。然而，与《太史公自序》颇为简要的历史人物罗列相比，《报任安书》则给这一主题补充了更多情感背景，也即对“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内容的详细介绍。他自白“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对李陵的辩解一则出于李陵平素“有国士之风”，战时又颇有战功的客观分析；二则也出于“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惨凄怛悼”情形下宽慰君王的忠心表达。所以，对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司马迁深感无辜。身陷囹圄，拳拳忠心无法自明，其中原委无处告愬，只落得为人所笑的下场。

与《太史公自序》相比，《报任安书》增加了李陵之祸前后的经过，以及司马迁经历此次劫难的心路历程。这就使得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前后经过更加完整，特别是对其经历李陵之祸之后内心世界的自白：“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以十分真切的语言表现了内心的痛楚，字字辛酸，斑斑血迹。认识到沉重的历史责任感正是司马迁在舍生取义与苟且偷生抉择中的大背景。司马迁并非没有舍生取义的勇气，诚如其所言：“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正是历史的责任感，使其选择了暂时的苟且偷生。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那种肠一日而九回的痛楚，那种宁死而不得的郁结，那种读书人忍辱含垢的羞耻充满了整篇文章。《报任安书》即是司马迁的自白书，也是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控诉书。清代浦起龙《古文眉诠》评价《报任安书》时说：“答书大致在自白罪由，自伤惨辱，自明著史，而以谢解来书位置两头。总纳在‘舒愤懑’三字内。盖缘百三十篇中，不便放言以渎史体，特借报书，一披豁其郁勃之气耳。”从情感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方式可以看出，司马迁确有“不便放言以渎史体，特借报书”这种有意识地区别对待史书的态度。这反过来也说明，见于《史记》中的司马迁形象与《报任安书》中的司马迁形象是不同的。《史记》中的太史公著书是深厚历史责任下的坚守，《报任安书》则增加了更多“著书自见”“著书以偿前辱”的内容。

综合来看，正如刘怀荣所言：“将‘发愤著书’之‘愤’释为‘怨愤’‘怨恨’或‘牢骚’，将《史记》的写作定性于‘泄私愤’、发‘牢骚’，无论如何也是讲不通的。”必须结合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宗旨，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发愤著书”内涵。“它是司马迁在立言活动中超越人生困境和自我局限以寻求不朽并上应天命的一种主观努力。”“发愤著书”的司马迁是慷慨豪迈的，而不应该从著书泄私愤的角度看待司马迁。

“发愤著书”促进《史记》的经典建构

《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这种直白的情感宣泄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十分鲜见，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而与屈原的发愤抒情颇为接近。“发愤著书”不仅是解读《史记》文本的一个视角，而且是与屈原罹忧而作《离骚》一样，也与《报任安书》中所列举孔子、左丘明、孙子、吕不韦等众多事迹形成一个系统，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即因外在生存状态的困厄与艰辛，借助语言文字宣泄内心的情感。尽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列举了有相似遭际的困厄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发愤著书”的历史群体，但是直到《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自己困厄心境淋漓尽致地生动揭露，才为这一批“发愤著书”之士的历史形象附加了更多的真实性。“发愤著书”才成为一种为人同情的、感动的、震撼的行为模式，“发愤著述”也才成为“发愤抒情”之外另一种具有深厚内涵和典范意义的文化范式。

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形象建构虽不直接关涉《史记》的经典化建构，却是站在《史记》外部对整本书的一次价值定位，必然会影响司马迁与《史记》在读者心中的接受。后世古文家对此理论有新的发展，唐代权德舆在《梓州刺史权公文集序》中明确提出文章“舒愤懑”的主张。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进一步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其“不平则鸣”理论正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在唐代的进一步发展。

由此可见，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及其形象已成为后世古文家学习的典范，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集大成的明清两代。明代焦兹、陈子龙、李贽等皆继承发扬“发愤著书”说，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里谈道：“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将“发愤著书”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的创作规律，并由此延伸到《水浒传》等小说的解读上。清代金圣叹、张竹坡、黄宗羲、廖燕、陈忱、蒲松龄等人在此基础上，或评点或创作，都高度推崇“发愤著书”说。金圣叹说：“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史记》的经典化解读与经典化传播。

（作者：刘彦青，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